他说：“已经到秋天了，我能感觉到凉意了。”
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。
他说：“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，是我提议宣誓的。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，票数也很集中。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，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。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，主要是这么几句话：‘依法从政，廉洁奉公，牢记宗旨，报效人民。’因为我知道，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，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，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，那就是腐败。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，在群众中亮相，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，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闯过这一关。代表们都站起来，为我们欢呼。”
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。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。虽然宣了誓了，喊了，说了，讲了，做的却是另一套，没有“廉洁奉公”，而是收钱受贿，整天打壶不认锡，不知不觉地腐败了。
也许他在想，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。
他沉痛地说：“我非常地内疚，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。”
低下头去，半晌没有再吱声。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。
“面对自己的老百姓，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，而是激动起来：“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，我怎么和他们去讲？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，而下面做的是什么？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。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，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，不要在沈阳审，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，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，他们太忠诚，太老实，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，我却欺骗了他们，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。”
他以为，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。
但是，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。
他说对了，“他们太忠诚，太老实”。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，也就是说，没有太大的民愤。认为他虽然犯了罪，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。
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，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，他们对“老慕”的印象还不算最坏，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，城市建设，路的改造，等等，等等。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，他们说，一点不贪很难做到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在贪的时候，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。最可怕的是，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。
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。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，再不像以前那样，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。他们早就想开了，吃吧，玩吧，捞吧，造吧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，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。
况且，老慕还不爱玩。
慕绥新除了干工作，下班准时回家，从来不去娱乐场所，更不与女人鬼混。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，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，便独自看电视。贾桂娥在经商，总是很晚才回来。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。
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，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，不经常见面。他对家庭有责任感。可是他越来越感到，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，不仅因为感情，而且还因为经济。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，要给他惹祸的。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，贾桂娥不代表他，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。但是不管用。方话不入圆耳朵。
也许一开始就错了。
那是1970年，他从清华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，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。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，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。他身高1米80，英俊潇洒，会拉小提琴，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，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。
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。在师傅们的撮合下，二人谈起了恋爱。但谈了两个月后，慕绥新觉得她太俗，想结束恋爱关系。
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。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，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，马上就神经了，疯了，寻死觅活，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。他只得跟她结了婚。
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。过日子，忙工作。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。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，当了官。
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，又很快地全都离了，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。慕绥新没有这么干，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。
这么做是对了，还是错了？就算对了吧。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这次对了，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，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。生活是很危险的。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，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。
那个年代生活困难，贾桂娥学会了理发，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，二人对着镜子笑。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